追问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合宪性，必须超越传统的法治观念，结合中国宪法价值秩序的演变，对宪法文本进行与时俱进的解释。

最后，这一系列社会共识的取得、明确和固定，都需要逻辑周延、结构合理、体系完整的行政法典形式作为载体。所以，行政法法典化不仅是要将浩如烟海的行政法规范汇集成典，更重要的是展开本部门法的体系化建构。

毋庸置疑，实现行政法律规范的体系化是行政法法典化的首要规范目的，而且我们拥有足够的条件和能力推动行政法的实质法典化。所以，中国行政法法典化的主客观条件既不同于改革开放初期法制建设的捉襟见肘，也不同于刚刚进入21世纪在制定行政程序法典时的停滞徘徊。遗憾的是，囿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民法典和行政程序法的编纂暂被搁置。譬如在法国和德国实现国家统一后，法典便负有统一杂乱的法律制度并以此帮助形成一个坚若磐石的民族国家的任务。法典是法律与政治权力合作的桥梁。

不少学者都主张以行政程序法为中心来推进行政法的体系化。况且，倘若制定出一部完美的、无懈可击的法典（如果可能的话），也许反而会导致法律的停滞不前。但仅仅由《宪法》第41条规定的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直接推导出公民的裁判请求权，论据显然不够充分。

[43]毛泽东认为，这样有利于中央从不同角度考虑问题。[10]参见林彦：通过立法发展宪法——兼论宪法发展程序间的制度竞争，《清华法学》2013年第2期，第42页。[5]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行政诉讼制度并未实际建立起来。[34]上述观念对社会主义中国司法传统的影响可以追溯到陕甘宁边区的宪法制度。

成协中：论我国行政诉讼的客观诉讼定位，《当代法学》2020年第2期，第75-86页。总而言之，《宪法》第41条为作为主观权利保障功能的行政诉讼制度提供了重要的宪法依据，但是从行政诉讼的组织构造来看这种宪法依据并不充分，需要在解释学意义上寻求其他规范依据，进行补充和强化。

在2018年宪法修正案通过，监察体制改革完成后，还有独立的监察机关对行政过程的监督。[19]为了保障该基本权利的实现，《宪法》第27条第2款规定了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义务，即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努力为人民服务。参见杨伟东：《权力结构中的行政诉讼》，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9页。因此，在司法与行政同属法律实施机关的视角下行政诉讼可能偏向于客观诉讼模式，即司法机关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进而维护客观法秩序。

[24]因此，人民司法理念一直是社会主义法律传统中的主流观念。在现行宪法体制下，由检察机关受理申诉、控告或检举更符合宪法制度的设计原理。[32]在上述理论体系中，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本质上没有区别，都是代议机关的执行机关，其主要功能在于实施代议机关已经制定的法律。中国宪法结构中司法与行政的功能定位不同于一般的权力分立模式，由司法来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并非不证自明的公理。

而且，行政诉讼法涉及司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职权分配，在宪法文本中并未明确规定，尤其需要从宪法上证成其合法性。仅仅从宪法文本规定来看，司法与行政机关，以及相关国家机关之间没有明显的对抗性。

文革以后，立法机关更倾向于根据第一部宪法 [13]来设计法律制度。为此，本文试图立足中国的宪法秩序来寻求中国行政诉讼的根本规范基础，进而在法解释学意义上为构建中国的公法体系提供融贯性的理论方案。

[41]比如，彭真曾为最高人民法院办公楼题词：严肃执法。文革结束以后，重构法律体系成为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行使一定的行政处分权。参见《彭真传》编写组，见前注[11]，第13页。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建设初期，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坚持问题导向，但缺乏体系化构建。[44]参见秦立海：《从共同纲领到五四宪法》，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68页。

（四）主观诉讼和客观诉讼的功能定位 宪法上司法权与行政权的功能分配决定了行政诉讼的性质究竟是主观诉讼或者客观诉讼。由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侵犯公民权利而受到损失的人，有取得赔偿的权利。

比较来看，中国宪法的组织规范主要侧重纵向的权力源流的规定。[39]彭真概括的更加简练：社会主义法制，一个是有法可依，二是要依法办事。

[46]参见致远：陈丕显力倡人大监督，《中国人大》2011年第1期，第46页。对这种控告和申诉，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

按照上述宪法逻辑，其控告的对象是公职人员，而非国家机关（因此这种程序自然可以准用民事诉讼的规定）。受上述宪法原理影响，苏联所谓的行政诉讼制度，其主要法律渊源是《对公职人员侵害公民权利的非法行为向法院控告的程序法》。[74](日)夫马进：《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范愉等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00页。然而，在具体的受案范围和审查强度方面与西方司法审查仍有很大区别。

主观诉讼论与客观诉讼论的分歧是当前中国行政诉讼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争论点。1982年《宪法》全面修改是新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宪法时刻。

《民事诉讼法》起草制定时，正值新旧两部宪法交替的时候。比较而言，行政权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甚至分担了部分立法功能。

因此在法律制度设计上要防止牵扯过多，议而不决。在法治体系中，作为框架秩序的宪法恰好可以提供统合法治体系的基本坐标，为构建中国的法解释学体系提供了最权威、最直接的根本规范。

而且由监察机关来受理申诉和控告在法制建设史上并不缺乏制度实践。[22]根据原监察部法规司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学习问答》，《宪法》第41条也是《行政监察法》的立法依据。关键词:  行政诉讼 功能 宪法基础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行政诉讼制度的发展完善和行政法解释学体系的精致化，中国行政诉讼理论和实践开始借鉴国外主观诉讼与客观诉讼的理论来寻求中国行政诉讼制度的功能定位。[42]根据宪法草案说明，我们国家可以而且必须由人民代表大会统一地行使国家权力。

司法甚至在一定范围内成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渠道。文革结束后，在重构法治秩序的历史课题下，立法机关开始研究构建行政诉讼制度。

参见翟国强：《宪法判断的方法》，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页。立法机关开始研究行政诉讼的宪法依据问题不是基于立法体系化建构的需要，而是在一次偶然事件中被提出来的。

立法原意倾向于从第41条出发做合宪性论证。因为宪法文本是固定不变的符号，宪法规范却不应该僵化不变，对宪法文本的解释应该符合当时的主流宪法观念和社会的价值共识。